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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UM理論的中國赴英留學生跨文化焦慮調查

2022-07-20 點擊:
張世蓉 韓舒婷
(蘭州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摘要:該文基于古迪康斯特的焦慮/不確定性管理(AUM)理論,通過問卷及訪談的形式調查中國赴英留學生在英國本土大流感爆發時期的跨文化焦慮。調查發現,AUM理論八個變量中二語能力及客居國文化知識為大流感爆發時期影響留學生跨文化焦慮的主要變量,與流感為爆發時期的研究結果相似,說明大流感對留學生的跨文化焦慮沒有直接影響;通過訪談發現,留學生由于網課形式與英國老師存在一定的溝通障礙,以及由于英國人對待疾病的不同態度會產生社交焦慮。研究還調查了留學生面對跨文化焦慮采取的具體措施,發現除了有意識地鍛煉英語口語能力及增強對英國文化的了解之外,大多數留學生在流感爆發期間通過有效的情緒管理來緩解社交焦慮。
     關鍵詞:AUM理論;跨文化焦慮;中國赴英留學生
     中圖分類號:H0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4110(2022)03(b)-0165-04
 

Cross-Cultural Anxiet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K Based on AUM Theory

ZHANG Shi-rong  HAN Shu-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Gudykunst’s AUM theor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ross-cultural anxiety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K during the pandemic influenza perio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It is found that among the eight variables of AUM theory, second-language competence and knowledge of host culture are the main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cross-cultural anxiety of Chinese students during the influenza period,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during the non influenza period, indicating that the influenza has no direct impact on the cross-cultural anxiety of Chinese students. Through the interview,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students have certain communication barriers with British teachers due to online classes during the influenza period, and the British people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epidemic, which will lead to social anxiety of Chinese students.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specific measures taken by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cross-cultural anxiety, and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consciously exercising their oral English ability and enhanc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ritish culture, most of them alleviated their social anxiety through effective emotional management during the influenza period.
      Key words: AUM Theory; Cross-Cultural Anxiety;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K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進步,國家間的互動日益頻繁,人們對文化交流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中國赴英留學生面臨不同社會背景、文化機制的沖擊,往往會經歷文化適應過程中的壓力,產生一些誤解或沖突從而降低交流的有效性,導致焦慮、抑郁、孤獨和身份危機。
      近期,英國本土內爆發了嚴重的大流感,此期間英國人患流感比率相比往年急劇攀升,嚴重影響了英國境內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中國付英留學生在此期間也深受其害,除了流行病的爆發帶來的健康危害,他們的跨文化焦慮原因也隨之發生改變。
       美國學者威廉•古迪康斯特(William B. Gudykunst)[1]在跨文化交際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跨文化傳播學領域的代表性理論——焦慮/不確定性管理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AUM)理論,AUM理論探討如何調節焦慮,消除不確定性,從而進行有效交際。古迪卡斯特用兩種類型的理論陳述構建自己的AUM理論闡釋框架,他認為理論由定理和原理組成。定理是直接說明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命題;原理是定理的邏輯組合,其中八個變量論述了AUM理論中的24個跨文化公理和50個跨文化定理,該理論認為這八個變量與焦慮和不確定性密切相關,它們分別是:客居國文化知識(knowledge of host culture)、共享網絡(shared networks)、群際態度(inter-group attitudes)、思維定勢(stereotypes)、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文化相似性(cultural similarity)、有益接觸(favorable contact)和二語能力(second-language competence)。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學者基于AUM理論進行了跨文化傳播和跨文化適應的相關研究。國外學者赫利特和威特[2]的研究基于AUM理論,以國際學生作為樣本進行數據分析建立了EPPM模型,得出的結論證明此模型可以應用于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當中。在國內,張衛東[3]、謝娟[4]等學者基于AUM理論將跨文化交際與教學、演講等聯系起來,為跨文化交際、競賽以及外語教學提供了指導性的建議。此外興越[5]、魏雁楠[6]等人基于AUM理論調查了中國赴美、日、德留學生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焦慮,結果表明AUM理論中客居國文化知識和二語能力為焦慮性影響的主要變量。
 

1研究對象及方法

      該研究通過調查問卷及訪談的方式進行數據收集和分析,參照古迪康斯特在1990年研究中的問卷設計對本問卷進行設計修改。其中,問卷調查的參與者是目前在英國高校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就讀的中國碩士研究生,共發放問卷90份,收集到有效問卷78份。問卷調查對象中男性40人(51.28%),女性38人(48.72%),所有參與者年齡在21-25歲之間,他們都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漢語作為母語,且所有問卷參與者都通過了IELTS測試,分數均在6分以上,具備基本的英語交流能力。
      問卷由3個主要部分組成:個人信息統計、單項選擇和開放性問題。個人信息統計部分包括性別、年齡統計、赴英時間;單項選擇題的設置以流感爆發期間的溝通焦慮測試為主,問題背景參照古迪康斯特在《跨文化交際理論構建》[7]中設置的八種溝通情境(如表1所示),它們分別與AUM理論中八個變量相關。研究主要采用Likert五級量表測查研究對象的跨文化焦慮程度,以8個變量為基礎,將影響焦慮情緒的變量依次從高到低排序,探究影響焦慮的主要變量;開放性問題將隨機抽取20人進行線上語音訪談,調查他們在面對焦慮時采取的具體措施。
表1 八種溝通情境對應的影響焦慮的8個變量
溝通情境 AUM理論中影響焦慮的8個變量
在不了解英國某些文化時進行的話題
(公理1-2)
客居國文化知識
在有英國當地人的社交網絡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
(公理5)
共享網絡
負面的群際下態度與陌生人溝通(比如歧視、種族中心主義)            (公理3-4) 群際態度
已抱有對英國人刻板形象后與其溝通接觸
(公理6-7)
思維定勢
對自己民族文化未有深刻認知時與英國人溝通
(公理20-22)
文化身份
與英國朋友在文化理解上有差異時進行溝通
(公理11-19)
文化相似性
與關系融洽的英國老師或朋友進行交流
(公理8-10)
有益接觸
在現有英語水平下與英國朋友進行深層次話題交流
(公理23-24)
二語能力

2調查結果分析

2.1.大流感時期留學生溝通焦慮調查結果

      以AUM理論為基礎,本研究問卷第二部分(單項選擇題)主要調查了流感爆發期間影響中國留學生焦慮程度的主要變量。利用Likert五級量表測量焦慮程度,數據統計結果將按照焦慮程度從高到低進行排序(結果如表2)。
 
表2 焦慮程度得分表
影響焦慮程度的八個變量 得分
二語能力 4.78
客居國文化知識 4.56
文化身份 3.46
共享網絡 3.25
有益接觸 2.54
群際態度 2.18
思維定勢 1.97
文化相似性 1.64
 
    統計結果顯示,“二語能力”影響溝通焦慮的程度最大,最大值為4.78,“文化相似性”影響溝通焦慮的程度最小,最小值為1.64;大流感期間中國赴英留學生焦慮程度平均值為3.05。數據結果顯示二語能力與客居國文化知識是導致中國留學生焦慮的主要變量,結果表明大多數參與者認為英語水平的高低是影響他們溝通焦慮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他們對英國文化的了解程度。在流感未爆發時期,影響留學生跨文化焦慮的主要變量亦為二語能力和客居國文化知識[9],說明大流感并未改變影響中國留學生跨文化焦慮的主要變量。

2.2.大流感時期留學生跨文化焦慮分析

     通過流感爆發期間留學生跨文化焦慮的調查發現,大流感影響中國留學生焦慮的主要變量與流感未爆發時期相似。但通過對訪談結果的整合分析發現,此期間留學生由于網課形式與英國老師存在一定的溝通障礙,以及由于英國人對待流行病的不同態度會產生社交焦慮。
     跨文化交際往往是通過言語和非言語兩種形式進行的,其中至少65%的交際信息是由非言語方式傳遞的[8],非言語行為具有更真實地傳遞信息、更準確地表達情感等功能[9]。因此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非言語行為的作用也不可忽略。而受英國大流感加之疫情的影響,英國高校選擇由網課代替線下課程的形式進行授課,網課大多由老師線上教學以及學生記筆記的形式進行,授課期間老師和學生缺乏非言語交際使溝通障礙增加,導致留學生學習效率降低,從而焦慮感增強。
此外,文化會影響人們對外界事物的認知和態度,不同國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在大流感期間中英兩國媒體和民眾對待流行性疾病的不同態度凸顯了文化差異。例如,在大流感爆發期間,口罩是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必備的日常用品,從交際角度看,口罩屬于客體語言,客體語言一般指具備實用性和交際性的雙重功能的個人用品,可以傳遞非言語信息并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而在不同文化下其傳遞的信息和含義也不同[10]?谡止τ迷谟⒚绹业膬群瓰獒t用物品,僅供病人和醫生專用;從文化背景上看,英國受古希臘文化的影響,長期以來社會審美傾向于健康強健的體魄,而把體弱多病當做一種羞恥,對作為生病符號之一的口罩存在忌諱,因此,在英國人看來即使在流感爆發期間戴口罩也是患病的表現。而在中國口罩的應用范圍較廣,不僅用于醫務人員和病人,還可以用于普通大眾的疾病防護;戴口罩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不但能阻斷疾病的傳播還能帶來心理上的安慰。因此大流感時期中國留學生戴口罩出行時,往往被英國人視作是感染疾病的表現,難免不受到排斥。通過訪談發現,大多數留學生經歷過因戴口罩受到不平等看待而感到不自在,從而影響表達,降低溝通有效性,焦慮感也隨之增加。
 

3留學生跨文化焦慮情緒管理措施調查

    研究設置了問卷第三部分開放性問題,收集個體在面對跨文化焦慮時主要采取的措施。結果發現,除了有意識地鍛煉英語口語能力,例如,多參加當地社會實踐、結交英國本土朋友、適時適當地增加與當地人交流的機會等;以及在當地新聞網站、電視節目、Instagram和YouTube網站中了解英國本土信息,以此增強對英國文化的了解之外;在大流感期間,大多數留學生主要通過有效的情緒管理來緩解社交焦慮。當面對單一的網課形式和負面的新聞報道時,大多數受訪者選擇在課程當中更加專注于授課內容,避免糾結、抱怨因網課形式和日常課程模式帶來的差異,并通過科學可靠的媒體獲取信息,控制自己每天投入關注負面消息的時間,以免沉溺負面情緒之中。
 

4 研究結論

      對英國大流感爆發時期中國赴英留學生跨文化焦慮調查發現,AUM理論中二語能力與客居國文化知識為流感期間影響中國赴英留學生跨文化焦慮的主要變量,同時發現大流感對他們的影響多為心理焦慮和情緒焦慮。影響流感爆發期間留學生溝通焦慮的主要原因為受網絡授課形式影響,中國留學生與老師之間溝通障礙導致的學習效果不佳;以及留學生與英國人對待疾病不同態度造成的跨文化焦慮。大多數留學生除了選擇有意識地鍛煉英語口語能力,以及增強對英國文化的了解之外,在流感爆發期間主要通過有效的情緒管理來緩解社交焦慮。
    

參考文獻

[1] (美)Gudykunst, W. B. (1988).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In Y. Y. Kim, & W. B. Gudykunst (Eds.), 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123–156). Newbury Park, CA: Sage.
[2] (美)Witter, K. A theory of cognition and negative affect: extending Gudykunst and Hammer' theory of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reduc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rl Relations, 2002, 17(2): 197-215.
[3] 張衛東.焦慮/不確定性協調理論與課堂教學[J].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9(10):27-30.
[4] 謝娟.基于國際會議的跨文化調整培訓:AUM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 2004.
[5] 興越.基于焦慮/不確定性管理理論的中國留學生跨文化傳播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 2012.
[6] 魏雁楠.中國赴日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調查——基于AUM理論[D].西安:西安外國語大學, 2015.
[7] (美)古迪康斯特, 顧力行,翁立平. 跨文化交際理論構建[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4.
[8] (美)Samovar, Larry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5th ed[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9] 田荔.跨文化交際中的語言行為與非語言行為[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02):128-132.
[10] 施勤.從口罩文化看中國與英美國家價值觀之差異——基于跨文化非語言交際角度的分析[J],文學與藝術,2020(7): 232-233.

作者簡介:張世蓉(1972-),女,甘肅蘭州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語言與文化。
通信作者:韓舒婷(1997-),女,山東濟寧人,碩士,研究方向:語言與文化,通信郵箱:44712081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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