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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之價值探析

2022-08-03 點擊:
郭曉雨
(山東大學 文化傳播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摘要: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內容豐富、種類繁多,是明清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其社會歷史價值而言,可從中窺探當時的社會風貌,也可保留古人對于瘟疫的防范意識和防治方法。就其文學意義而言,則有作為小說的故事背景、作為人物命運的轉折點、使人物形象更為豐滿、推動小說情節發展、作為小說的主題等。通過對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進行探究,可以發現它具有拓展和豐富文學的表現空間和生發可能性的功用,小說作者借助瘟疫敘事,能夠更好地觸摸和探究世道世情、人心人性。
   關鍵詞:明清小說;瘟疫敘事;社會歷史價值;文學意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4110(2022)03(c)-0005-06

Analysis on the Plague Narrative Value in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O Xiaoyu
(School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64200, China)
 
     Abstract:The plague narratives in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diverse, and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novels . In terms of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value, it can be used to glimpse the society at the time, and it can also retain the ancients’awareness and method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plague. In terms of its literary significance, it serves as the story background of the novel, 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enrich the character figur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s plot, a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etc.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lague narrative in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it has the function of expanding and enriching the expression spa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plague narrative, the writer can better touch and explore the world, the emotion, and the human nature.
    Key words: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lague narration; Social historical value; Literary significance
 
    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下,疫情都對人類生活發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疫云籠罩之下的世界中,世道、人情、人性均有了微妙的變化。瘟疫是“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的總稱”[1],但“瘟”與“疫”則略有不同。瘟等同于“溫”,是一種溫邪引起的具有傳染性的急性熱病。而“疫”涵蓋范圍較廣,泛指一切有傳染性且發病較快的急性疾病。由此我們可以將瘟疫的特征簡要歸納為“急性”與“傳染性”兩大方面。目前對人類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瘟疫有霍亂、流感、天花、瘧疾、鼠疫、結核病、非典、新冠肺炎等。
     縱觀明清小說史,不難發現其中有不少精彩的瘟疫敘事。其中涉及到瘟疫敘事小說主要有《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游記》《金瓶梅詞話》《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二刻拍案驚奇》《紅樓夢》《鏡花緣》《聊齋志異》《老殘游記》《夜雨秋燈錄》等,其中提及的瘟疫類型有傷寒、風寒、瘧疾、痘疫(天花)、癆癥(結核。、癩。轱L。┑。就明清古代小說瘟疫敘事的文學視域而言,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所承擔的角色多為故事背景或是次要情節,亦有作為主要情節或是小說主題出現之時,但數量相對較少,以瘟疫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尚未出現,但無論瘟疫敘事在小說中承擔的角色如何,都具有相當的意義和極為深廣的文學潛能。
      就該課題的研究現狀而言,目前學界鮮有學者對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進行探究。王立發表于2007年的論文《〈聊齋志異〉災荒瘟疫描寫的印度淵源及文化意義》較早地探究了清代小說《聊齋志異》中瘟疫敘事的文化意義;楊瑩櫻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研究》將剖析的重點放在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思想內涵與文化解讀之上;此后郭守運、蘇曉虹的論文《明清白話小說中的瘟疫災害書寫探析》研究內容涉及到了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美學內涵、哲學淵源等層面。以上3篇論著均未從文學角度分析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意義?偠灾,對于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社會歷史價值,當下的研究總結歸納得尚不夠全面。有關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文學意義的論著,筆者目前尚未發現。故本文的宗旨,是在進一步補充完善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社會歷史價值的基礎上,以文學為本位,探究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文學意義。
      實際上,明清小說中的瘟疫題材描寫既是一面映射我國古代世景世情的鏡子,亦是一篇描繪疫云之下人心起伏的史詩,其意義不容低估。筆者對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社會歷史價值加以闡釋,并以此為基礎探析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文學意義。
 

1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社會歷史價值

1.1窺探疫云之下的社會風貌

     在《紅樓夢》第二十一回中,大姐出天花后,鳳姐忙命人打掃房間,供奉痘神娘娘。而在大姐病愈之后,還要“祭天祀祖,還愿焚香”。而在《鏡花緣》中,也有諸女子前往白衣庵訪痘疹娘娘的情節。面對洶洶而來的天花疫情,求神拜佛自然是無用的,可古人偏偏選擇如此,足可從側面反映出時人對于瘟疫的恐懼。常言道,難以掌控的未知事物往往是最可怕的,正因當時古人缺乏對疫病的科學認識,才導致了對“痘神娘娘”這類神仙的信奉。
      更有趣的是,在《鏡花緣》的第五十五回中,秦小春說道,若不祝禱“痘神娘娘”,便會弄得“一臉花樣”,并且“滿臉高高下下,平時搽粉也覺許多不便”[2]。這段描寫有幾分俏皮的意味,也生動形象地寫出了天花的后遺癥——“一臉花樣”,即臉上的痘坑,可見古時女子若得天花,哪怕痊愈臉上也會留下坑坑洼洼的疤痕,化妝“搽粉”時多有不便,有礙美觀。由是觀之,女子對于“痘神娘娘”的信奉便更有理由了,畢竟誰都不希望因為天花后遺癥而使得自己美貌有損。
      除此之外,明清小說中瘟疫常常被用作咒罵之詞,如《西游記》中老者見悟空貌丑又被悟空沖撞,便罵他“癆病鬼”以示厭惡,妖怪想激怒悟空,同樣罵他“癆病鬼”以示挑釁,這是由于癆病患者多形容枯槁、面容瘦削?梢娫诋敃r的社會語境中,這是個較為常見的咒罵詞匯,然而今日已鮮有人使用,大約與青霉素的發明和結核病的治愈有關。還有《西游記》《金瓶梅詞話》中有以“遭瘟”形容“極端倒霉”的表達方式。明清小說中的這些瘟疫敘事都有助于我們窺探當時的社會風貌。

1.2保留古人對于瘟疫的防范意識和防治方法

     《紅樓夢》中,醫生為患痘疫的大姐兒開具了“桑蟲豬尾”這一藥方,關于“桑蟲豬尾”究竟為何物有多種說法,一說認為這里的桑蟲是指螟蛉,又有一說認為桑蟲是指桑蠶蛹,還有說法認為桑蟲實際上是指能治痘疹的桑蠹蟲。這些應對痘疫的方式如今已不常見,具有一定研究價值。
     面對大姐的痘疫,鳳姐進行了隔房、留醫生在賈府診治不許他們回家等應對措施。當晴雯風寒加重后,老嬤嬤傳來了李紈的話——“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的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從這些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那時的人們已經具有較強的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等疫情防控意識。
 

2明清小說中瘟疫題材敘事的文學意義

      除卻社會歷史價值,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更為深廣的意義體現在文學本身。在明清小說的謀篇布局、情節結構與敘述語言方面,瘟疫敘事都承擔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能夠拓展文學的表現空間,小說中每每出現瘟疫敘事,作家就自覺不自覺地要去觸摸和探究世道世情、人情人性。甚至于應當說大部分作者在進行小說創作之時,都主動地選擇了瘟疫敘事,以便更好地展開敘述,更明朗地表現小說主旨或是揭示人物形象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需要說明的是,明清小說中的部分瘟疫題材敘事在文本中并非僅有單一的意義,而筆者在寫作之時選擇了它們其中最為突出的意義進行論述。

2.1“天下大亂,妖魔降世”——瘟疫敘事作為小說的故事背景

      縱觀文學史,古今中外有諸多小說選擇以瘟疫作為背景,如薄伽丘之《十日談》,這與瘟疫所獨具的凄涼恐怖色彩息息相關,且瘟疫盛行通常會引發社會動蕩,這也有利于小說情節的展開。
     《水滸傳》開篇即寫天下瘟疫盛行,百姓深受其苦,將瘟疫作為整篇忠義英雄故事的背景,小說以瘟疫為緣起徐徐展開。作者在引首中便解釋道:“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哄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可見在作者看來,有且只有瘟疫能夠自然而然地引出天罡地煞出世的故事。首先,這是因為由于瘟疫盛行,染病者眾多,人民苦不堪言,必然動搖統治階級基礎,引發天下大亂,而這樣動蕩的時局對于梁山好漢的登場而言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其次,作者刻意地建立起“瘟疫”與“妖魔”之間的關聯,請看第一回回目“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便是直接地將“瘟疫”與“妖魔”對應起來。“妖魔”自然就是鬧遍天下的天罡地煞們,他們身上豐沛的生機與活力,驚人的戰斗力與生命力,與瘟疫旺盛的傳播力與破壞力是有一定的內在相似性的,只不過他們身上那種作者著意塑造的、充滿豪俠精神的新型人格在陳朽的統治階級看來如同瘟疫一樣可怕罷了。
       無獨有偶,《三國志演義》中也出現了幾次瘟疫敘事,比較典型的是在第一回交代故事發生背景之時提到“疫氣流行”[3],一則借助瘟疫表現了天下大亂的時代背景,二則引出張角等人在疫情中散施符水,為人治病,頗得民心,繼而掀起黃巾起義。

2.2“乍染頑疾,命途生波”——瘟疫敘事作為人物命運的轉折點

      大部分瘟疫有著傳播之時難以控制、患病后難以痊愈的特點,加之古代缺乏先進的醫學技術與科學的診治手段,瘟疫的爆發往往會對患者及其身邊之人的生活大多會產生較大影響,甚至發生巨大的變故。故小說家往往以瘟疫敘事為手段,實現造成人物命運重大轉折的目的。
     《紅樓夢》中,晴雯所患的“女兒癆”成為王夫人搪塞賈母、將晴雯逐出大觀園的借口,亦是她凄涼而死的直接原因。第五十一回中對她患病的描寫可謂是她以后悲劇命運的伏筆。
       在《警世通言》的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中,幼年便失去雙親的宋金做了船老大劉翁的上門女婿,與妻子宜春育有一個女兒,夫妻二人極為愛護,孰料天有不測,女兒患天花早夭。宋金難以接受愛女早夭的事實,憂思成疾,患了癆病,變得“三分人,七分鬼”。在丈人劉翁看來,患病的宋金“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4],可見其病勢纏綿,令人頗為厭惡。于是劉翁和妻子決定拋棄患病的宋金,為女兒另謀佳婿,遂騙宋金下船,將他遺棄在岸上,走投無路的宋金卻在岸上偶遇了一位誦《金剛經》的高僧,誦經后宋金病勢痊愈,甚至發現了強盜的財寶,從此富甲一方。恰是由于宋金患病,才導致了他被丈人拋棄,而正是由于宋金被遺棄在岸上,他才遇到誦《金剛經》的僧人,繼而熟誦《金剛經》得以病愈,最終改變命運。由此可見,宋金患癆病的情節可以視為其命運的重要轉折點。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九中寫了這樣一則故事:蔣生為了能娶到心上人馬家小姐,將狐貍精交給他的一束仙草放在馬家門檻下及墻角處,害得馬小姐生了癩病,使得原本容貌昳麗的人間尤物變得腥臭丑陋。書中便有一段有關馬家小姐感染癩瘡的描寫:“初起時不過二三處,雖然嫌憎,還不十分在心上。漸漸渾身癩發,但見:腥臊遍體,臭味難當。玉樹亭亭,改做魚鱗皴皺;花枝裊裊,變為蠹蝕累堆。癢動處不住爬搔,滿指甲霜飛雪落;痛來時豈勝啾唧,鎮朝昏抹淚揉眵。”[5]這段瘟疫描寫頗為精彩,馬家小姐一開始感染癩瘡時只有幾處瘡口,之后便蔓及全身,肌膚多處潰爛,生動地寫出了感染癩病的癥狀以及對患者的影響。而后蔣生用狐貍精給的另一束仙草治好了馬小姐的癩病,最終也如愿抱得美人歸?梢娬怯捎谝皇刹菀l的癩病,蔣生與馬小姐才得以結為連理。

2.3“瘟疫如鏡,人性盡顯”——瘟疫敘事使人物形象更為豐滿

      瘟疫如同一方明鏡,在它洶洶而來之際,許多人物身上原本含而不露的人性本色紛紛盡數顯現,而人物原本就具備的性格特征往往會愈加鮮明。
      在《水滸傳》的第二十八回中,武松為表現他絲毫不懼蔣門神,向施恩直言道:“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蟲,也只三拳兩腳,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6]哪怕身患疫病亦無所畏懼,這番豪言壯語襯得武松愈發豪氣凌云。
     在《金瓶梅詞話》的第一百回中,龐春梅因過度放縱而患了“骨蒸癆病癥”,癆癥無疑屬于瘟疫。而已經染病的春梅仍不能清心止欲,最終因縱欲而死。作者借助瘟疫之手,為龐春梅安排這樣一個結局,無疑極大地突出了她“縱欲無度”的性格特點。
      在《老殘游記》的第三回中寫到老殘為高公小妾治療喉蛾,這里作者著墨頗多。喉蛾即為急性扁桃體炎,借助飛沫傳播,有傳染性。小妾的病遲遲未好,是因為先前的醫者用錯了藥方,而老殘一出手就能輕松化解困境,這足以說明老殘醫術的高明。再者,我們能從中看到老殘的性情灑脫,不貪圖利益,在高公詢問要什么報酬時僅說:“等我肚子饑時,賞碗飯吃;走不動時,給幾個盤川,盡夠的了。”[7]既有妙手回春之醫術,更有普濟天下之醫心,經此一事,老殘的形象顯得更加豐滿厚重。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中,大姐突發天花,鳳姐等人便“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眾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丁裁衣。外面又打掃凈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回家去。”同時,鳳姐與王夫人還供奉痘神娘娘,以期神佛保佑之下大姐能夠迅速痊愈。這些防疫措施中的隔離人群、及時請醫生診治等在今天看來都是十分科學的。對于大姐出痘這場疫情的有效防治,體現了鳳姐精明強干的性格。但賈璉作為大姐的父親,卻在女兒發病之時趁機與多姑娘兒鬼混,這從側面反映出他好色、缺乏責任感的性格。同時,面對瘟疫,不同人物表現出的不同反應也在無形中構成鮮明的對比。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中,患病的晴雯依然堅持為寶玉縫補雀金裘,這可謂一個“勇”字,既勾勒了人物性格,更能體現晴雯對寶玉之事的重視與盡心。
      而至于黛玉,她從小便有難愈之癥,“嬌襲一身之病”[8]的她時?人圆恢,不得不終日服藥,后來甚至痰中帶血。關于黛玉究竟所患何病目前學界尚未有定論,通常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黛玉所患的是與生俱來的弱癥,類似于今日的先天性心臟病。另有一種說法則是認為黛玉所患的是癆癥,即今天人們所說的肺結核。筆者姑且采信第二種說法,理由有三:其一,就現代醫學常識而言,黛玉長期咳嗽且伴有咯血的癥狀幾乎可以確診為肺結核無疑。但由于處于病癥的后期,主要病灶為支氣管擴張,而傳染性相對較弱;其二,賈府錦衣玉食,寬敞整潔,生活條件優越,人們的抵抗力普遍比貧苦百姓強,故無人被黛玉傳染;其三,“在作家的筆下,肺結核是多愁善感、才華橫溢的象征,往往帶有美化死亡的效果。”[9]曹雪芹寫黛玉之病主要是為了突出其嬌弱而憂郁的一面,運用了文學化的筆法,對于其傳染性則進行了選擇性的忽視,畢竟很多文學創作者都酷愛塑造患有結核病的人物形象,如小仲馬筆下的茶花女,如張愛玲小說《花凋》中的主人公川嫦,她們均患有肺結核病,但作品中無人被她們傳染。故可知黛玉之病為癆癥,即肺結核,可納入瘟疫的范疇。
      黛玉的病恰恰成就了這一人物形象,她可謂“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病美人之一”[10],提及黛玉,我們所想到的大約就是“病”與“淚”這兩個關鍵詞。面對患有癆癥的黛玉,人們并未有絲毫“唯恐避之而不及”之感,反而覺得她惹人憐惜,多愁善感而有病弱之美,如西子一般。黛玉可謂瘟疫這片黑暗土壤間開放的極具病態嬌柔之美的綺麗之花。

2.4“如石入湖,波瀾頓生”——瘟疫敘事推動小說情節發展

      一場瘟疫的發作往往會影響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今日流行的新冠疫情如此,明清時期的小說世界亦然。瘟疫的爆發如若投石入水,令小說情節波折迭生。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中,由于大姐發病,賈璉才須搬出去住,因此借機與多姑娘兒鬼混,后被平兒發現枕套中的青絲,引出“俏平兒軟語救賈璉”一段故事,顯然此處瘟疫敘事間接起到了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
      無獨有偶,《喻世明言》的第一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為了生計,撇下愛妻三巧兒外出經商,但誰料在外竟患了瘧疾一病不起,入秋時甚至發展成為水痢,愈發嚴重,只得求醫診治,服藥調理,最終到了秋末時分方才漸漸痊愈,而恰是由于蔣興哥的這場病使他耽誤了行程,有近兩年的時間未曾回家,年輕貌美的妻子三巧兒難耐寂寞,與陳大郎私通,后被蔣興哥發現,一對恩愛夫妻分崩離析?梢哉f,蔣興哥的這場病對小說后面劇情的發展有很強的推動作用,直接引發了后文的一系列劇情。
      接下來的情節則更富戲劇性。三巧兒的奸夫陳大郎在得知自己所見的“羅小官人”正是三巧兒的丈夫蔣興哥后,又想到自己曾將與三巧兒的事情對“羅小官”和盤托出,甚至托“羅小官”將示情信物送給三巧兒,不由覺得“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而“這一驚非小,當夜發寒發熱,害起病來。這病又是郁癥,又是相思癥,也帶些怯癥,又有些驚癥,床上臥了兩個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11]因文本中缺乏疾病的傳染性與其他相關描述,故陳大郎所患為何癥同樣難以得到確鑿的定論,不過從文中首先可以推斷出陳大郎的病來得很急,符合瘟疫“急性”的特征。他由于受驚后免疫力下降,繼而患上了類似風寒的瘟疫,最終這場病要了他的性命。正是由于陳大郎患病身死他鄉,其妻平氏趕來奔喪卻因無錢而被困,與休了三巧兒的蔣興哥結為連理。瘟疫敘事推動整篇故事形成一個帶有因果報應色彩的閉環,其實,不獨“珍珠衫”,瘟疫也是這篇故事中的重要線索,正是由于瘟疫敘事,這篇小說才會如此富于表現力和震撼力。

2.5“疫云之下,萬事皆明”——瘟疫敘事作為小說的主題

       在這些小說中,瘟疫往往充當了小說的主要情節或是基本主題,小說多圍繞瘟疫而展開,而通過瘟疫,小說的主旨也得到了更加明朗深刻的揭示。
      如《聊齋志異》中的《韓方》篇寫到孝子韓方因家鄉盛行瘟疫,父母皆染病,遂祈求神靈,土地神教給韓方一項奇術可以治愈瘟疫,即威脅疫鬼要將他們的行為告知岳帝,他們便不敢再害人了。原來疫鬼是由屈死的冤魂所化,而他們之所以掀動疫云,是為了沿途索賄,去向岳帝自薦,以期被岳帝封為城隍或是土地。這篇小說頗有些荒誕的諷世色彩,它描繪了一出發生在陰曹地府的鬧劇,而實際上是對現實官場種種不公的投射,那造疫害人、意圖索賄的疫鬼,正是現實生活中以各種苛捐雜稅盤剝人民的貪官墨吏。蒲松齡不便直接對現實黑暗進行描繪,故以瘟疫為媒介,間接地完成了寫作意圖。
       《聊齋志異》中的《牛癀》篇則敘述了一則與牛瘟相關的故事。小說中的陳華封因一己之私,將六畜瘟神賜予的治療牛瘟的藥方藏匿起來,秘不示人,孰料卻害人害己。身為鄉村知識分子的蒲松齡因自身對農民生活的了解,深知牛之于農民的重要性,他巧妙地抓住了“牛瘟”這一關乎農民生計的大事,反映出作品意圖傳達的民間有福同享、不能自私自利的樸素觀念,同時也體現了作者博濟眾生的慈悲之心。
      光緒年間宣鼎所著的文言小說集《夜雨秋燈錄》中的第三卷有一名為《麻瘋女邱麗玉》的故事,講述的是邱麗玉的父母按照傳統習俗為她選擇了一位異鄉人陳綺成親,目的就是在新婚之夜將邱麗玉身上的麻風病傳染給新郎,而善良的邱麗玉卻愛上了陳綺,將真相告訴了他并幫助他逃走。而后邱麗玉麻風病發作,她歷經艱辛找到陳琦,希望在臨死前再看一眼心愛之人,隨后服蛇毒自盡,孰料蛇毒卻誤打誤撞地治好了邱麗玉的麻風病,于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小說的女主人公邱玉麗為了愛情,不惜兩次“自殺”,稱得上是至情之人。尤其是在她身染麻風絕癥的前提下,她寧愿為情而死的抉擇顯得愈加光輝美麗,而這恰恰是作者意圖歌頌的美好品質所在。這場發生在疫云之下的頗具傳奇色彩的愛情悲歡更令讀者唏噓。
 

3結語

     瘟疫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種種苦楚與挫厄,而明清小說中的瘟疫題材敘事卻為小說帶來了別樣的意蘊,使其內涵更加豐富。通過對明清小說中的瘟疫敘事進行探析,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于明清小說社會歷史價值的了解,更讓我們對明清小說中瘟疫敘事的文學本體意義有了新的認知。瘟疫敘事具有拓展和豐富文學的表現空間和生發可能性的功用,正是由于瘟疫敘事,明清小說世界中的世道世情、人心人性才在讀者面前呈現得愈發澄澈清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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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羅貫中.三國演義[M].春明,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明)馮夢龍. 警世通言[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
[5](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M]. 章培恒,整理.王古魯,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6](明)施耐庵.水滸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7](清)劉鶚. 老殘游記[M]. 長沙:岳麓書社, 1989.
[8](清)曹雪芹. 紅樓夢[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9] 慕景強.結核病的歷史與文學隱喻[N].健康報,2018-03-30(08).
[10] 邵寧寧.“病”的意義與“淚”的源流——林黛玉與中國文化感傷主義傳統[J].文藝爭鳴,2014(8):68-77.
[11](明)馮夢龍編. 喻世明言[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作者簡介:郭曉雨(2001,5-),女,山東淄博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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