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亞茸，何妍

（西安思源學院  文學院，陜西西安  710062）
 

     摘  要：陜西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是目前陜西文學，也是中國文學較為關注的一個問題。價值觀的差異、陜西當代文學本身的影響力和政治環境、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陜西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困難較多。該文以陜西當代作家文學創作的海外傳播狀況為研究對象，重點圍繞近七十年的陜西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出版與接收狀況等展開，揭示與探討陜西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

HAO Yarong, HE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Xi 'an Siyuan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Shaan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problem that Shaanxi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pay more attention to at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in values, the influence of Shaan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tself, political environment, ideology and other reasons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spread Shaan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broad. This paper takes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status of Shaanxi contemporary 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s on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dissemination influence and reception of Shaan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reveals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Shaan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Shaan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Iinfluence
    
     陜西是一個文化積淀十分深厚的地方，一直以來，陜西文學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中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李建軍博士認為，“陜西文學是只有’當代史’而沒有‘現代史的’。”^[1]該文以陜西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在海外的傳播為研究對象，圍繞陜西當代文學作品的海外翻譯出版、傳播影響與接收等狀況展開分析，揭示與探討陜西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
 

      一般認為，陜西當代文學在譯介過程中第一代作家中的中堅力量是柳青。根據我們對柳青作品翻譯情況的整理，柳青作品中最早開始被介紹到國外的是一部描寫革命歷史的小說《銅墻鐵壁》。1954年，經由著名翻譯家沙博理( Sideney Shapiro)直譯Wall of Bronze by Sidney Sapiro在外文社正式出版。這本作品也應該是陜西當代文學中最早開始被介紹到國外的作品。同一時期，還有杜鵬程的《保衛延安》也經由Sideney Shapiro之手被翻譯出來。這兩部作品因其都是典型的紅色革命小說，在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具有特殊的含義，受到明顯的意識形態制約。而對于柳青最著名的作品——《創業史》的譯介，是在五年之后，即1959年，仍由Sideney Shapiro翻譯，在外文社正式出版。后來在1977年進行了再版。但Sideney Shapiro僅對《創業史》的第一部進行了譯介，并沒有完全將其翻譯。此外，柳青的文學作品早在1964年，在日本也已經推出日譯版《創業史》（上），這也是自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將中國文學介紹到日本文壇的作品。但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
       可以看出，陜西當代文學中第一代作家的作品翻譯呈現出數量較少，并主要集中在英譯和日譯的特點。海外傳播地域也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相鄰并且文化相互影響較大的日本為主。因某些政治因素和特殊的文化交流因子，陜西第一代當代文學在海外并未出現明顯的影響與反映，而這種情況在陜西當代文學第二代作家身上得到了巨大的改變。尤以路遙、陳忠實和賈平凹為甚。
     大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路遙的作品先后被翻譯成俄文、法文。前蘇聯的謝曼諾夫于1988年出版了俄譯本的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之后，1990年譯者張榮富的法文版《人生》在外文出版社出版。路遙的創作有著非常明顯的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其作品最早出現俄譯版，并受到俄國人的喜愛也就不足為奇了。之后，隨著路遙國際聲譽的逐漸擴大，日本文學界也開始重視起來。目前，路遙作品的日譯數量較為豐富。如日本姬路獨協大學的教授學者安本實于2009年在日本福岡的中國書店出版的日文版《路遙作品集》已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該作品集包含了5部中短篇小說，分別是《人生》、《姐姐》（《姊》）、《月下》、《在困難的日子》和《痛苦》。安本實教授是日本學術界最早將路遙介紹到日本國內的學者。不同于俄譯情況，路遙在日本的被關注，首先是源于安本實教授對路遙作為一名當代知識分子的充分肯定，《人生》中高加林的經歷引起了安本實教授的高度共情，繼而在對其進行研究分析的基礎上，對其作品進行譯介，使路遙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讀者所了解。因此，安本實教授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于，他不僅將路遙的文本以優美的文筆娓娓道來，而且充分考慮到中日文化的疏離，將路遙所生活的特殊年代，作家獨特的生平經歷，小說中描寫的人物形象，舞臺背景都作了細致入微的介紹。其附在作品集之后的《譯后記》大大減少了日本讀者在閱讀作品時的困難。其次，1991年，安本實教授在《小說評論》中發表了論文《路遙文學中的關鍵詞：“交叉地帶”》，文中詳細介紹了路遙的創作分期，“交叉地帶”的定義，影響及對本人的影響等。1992年1月,安本實教授在《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5號上刊發題為《路遙小說序言一<人生>的“交叉地帶”描寫》的論文。此后，安本實教授一直致力于對路遙的相關研究，甚至在路遙先生去世后，千里迢迢從日本來到陜西陜北，走訪延安、榆林等地十余次，《陜北紀行——走訪路遙的故鄉》一文中對這段難忘的經歷做了樸實無華的記錄^[2]。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路遙文學在近幾年還出現了維吾爾文譯本和蒙譯本。2015年和2019年，新疆師范大學的李源和張思涵分別在其碩士論文《淺談小說<人生>維吾爾文譯本中的方言土語翻譯》和《闡釋學翻譯理論視角下<人生>維譯本中文化負載詞的研究翻譯》中集中對《人生》進行翻譯層面的研究探討。從中可以看出，在我國少數民族中路遙文學也已引起相關重視，但仍屬初期。2019年2月，《語文學刊》登載了通力嘎博士的《論路遙<人生>蒙譯本中修辭再現策略》，文中著重探討了如何處理修辭翻譯的問題，并最終得出相關結論“從漢文學作品蒙譯例句的分析中，發現保留原文的審美形式、譯入語文化的傾斜、譯入語的再次加工等是實現文學作品修辭翻譯再現的重要策略。”
       最早對陳忠實作品進行海外譯介的是日本。1996年，林芳將其代表作《白鹿原》翻譯為日文，并由頗具影響的中央公論社出版。這一行為彌補了陳忠實作品在日本翻譯的空白。與安本實教授譯介路遙作品相同，林芳除了忠實的翻譯文本外，還專門寫了一篇譯后記，當中詳盡地介紹了小說發展的歷史、影響、表達了對作家本人的高度認可。2007年，陳忠實的短篇小說《貓與鼠，也纏綿》也被翻譯出來，同樣的，譯者又一次對作家本人進行了介紹，并再次隆重推薦了《白鹿原》^[3]。但時隔十一年，陳忠實的作品在日本雖有一定的關注，但未造成巨大影響。日本學界對陳忠實的研究也僅僅停留在對《白鹿原》的解讀之上�！栋茁乖�》除日譯版外，還有法譯版、越南語譯本、韓語譯本。但令人遺憾的是，除了2013年楊孝明的英譯試譯版外，目前還未出現正式發行的英譯版《白鹿原》。這使得陳忠實文學的海外傳播受到了極大的阻礙。究其原因，在章學峰的《尋找越文版<白鹿原>》中，大抵可找到些答案。1983年，陳忠實的短篇小說《信任》(Trust)最早被英譯出現在大眾視野。2011年出版的《陳忠實散文選譯》是唯一一部陳忠實的英譯散文集。2012年，邵寶慶教授與索朗熱·克呂維耶（Solange Cmveille）合譯了《白鹿原》（Au pays du Cerf blanc）,由法國的伊瑟爾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次成功的海外譯介，將中國學者對作品的深刻認識與法國譯者的語言優勢完美結合，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了作品的可讀性最大化。此外，2012年1月，法國Seuil出版社還出版了法文版的《白鹿原》連環畫，一經發行就在法國地區引起了較大的關注。這與法國成年人偏好閱讀連環畫的心理特質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些為將來陜西當代文學順利“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讓更多西方讀者了解了陜西當代文學。
      1997年，由林洪彬和姜永梅合譯的《白鹿原》在韓國文苑出版。2000年，由越南艦港出版社出版的越南語譯本。據章學峰的回憶，這唯一的越語譯本出版也是極為艱難的。目前在越南本國甚至想要找到一本都幾乎不太可能了。同年，由敖特根和色旺吉格吉特合譯的蒙古文版本的《白鹿原》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吾買爾江·阿木提翻譯，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的維語版的《白鹿原》正式出版，使得陳忠實作品在維族讀者群中受到廣泛的關注。
     以上可以看出，陳忠實作品的譯介幾乎都集中在《白鹿原》上，對其他文本的介紹少之又少，且沒有形成研究規模。范圍也較集中，一是圍繞中國的周圍國家的譯介，如日本、韓國、越南，這是因地理文化上的交流便利，甚至存在某些偶然性；其次就是法國，中國當代文化的譯介往往最先產生于法國，這與法國文壇的敏感性和包容性息息相關。但由于缺少英譯版本，因此在歐美地區反響平平^[4]。
     賈平凹是陜西當代文學作家中最為活躍、最為高產的作家之一，褒揚聲不斷，批評聲亦不絕，是目前最富有爭議性的作家。與前兩位作家相比，賈平凹作品的海外譯介過程則順暢且豐富。無論是從譯介作品的數量來說，還是對作家和文本的研究分析而言，對賈平凹作品的海外譯介都形成了相對的規模，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目前，對于陜西當代作家的海外譯介相關的論文中，關于賈平凹的論文明顯較多。在中國知網（CNKI）上，以“賈平凹翻譯”作為關鍵詞，可檢索出153篇，其中學術期刊89篇，學位論文33篇，時間也集中在1992年之后。按照中山大學邵璐教授和于金權博士在《走出沉寂的賈平凹作品英譯：社會學視域下的翻譯行為者角色》一文中最新得出的結論：“賈平凹作品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可分為興起（1978年～2000年）、停滯（2000年～2015年）和復興（2016年至今）3個階段。”^[]第一階段興起階段，主要依靠中國政府的支持與海外漢學家如葛浩文、羅少顰等學者的翻譯；第二階段停滯階段，譯介文章數量較少，不成氣候；第三階段復興階段，譯介作品全面開花，大有一派欣欣向榮之勢。1988年獲得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1997年年獲法國費米娜文學獎，200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最高榮譽獎，2013年獲法蘭西金棕櫚文學藝術騎士勛章等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韓、越等多國文字，并獲得國外的相關獎項，客觀上也顯示了賈平凹作品在海外的譯介情況和接受程度。但是，如放之全國，賈平凹的譯介狀況仍然不容樂觀。如在日本，目前賈平凹的作品僅僅翻譯了三部，分別是《雞窩洼的人家》（《野山－鶏巣村の人びと·他》，德間書店，1987年，井口晃譯）、《廢都》（中央公論社，1996年，吉田富夫譯）和《土門》（中央公論社，1997年，吉田富夫譯）。日本在譯介賈平凹作品時，和介紹路遙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詳細的論述了作家的生平背景，作家的社會環境，思想內容等，盡可能縮減中國作家作品與本國讀者的心理文化距離。但到二十一世紀之后，就很難再看到賈平凹的新的譯介作品在日本的問世了。相比較作品的譯介，對于作家的研究反而更多一些。如日本駒澤大學鹽旗伸一郎教授的《賈平凹近作中表現出的創作目標》（2004年）、《賈平凹〈秦腔〉的敘述方法》（2008年）；吉田富夫的《莫言與賈平凹文學的可能性》（2004年）等。但整體狀況不容樂觀。在越南和韓國，賈平凹的作品譯介也同樣呈現出數量少，內容重復的特點�！稄U都》（武公歡譯，峴港出版社Nha xuat ban Da Nang出版，1999年），其次就是零星的散文翻譯，不成系統；韓國目前也僅僅翻譯了兩部：分別是《朋友》（韓國以勒出版社，2008年）、《廢都》（韓國日遙新聞出版社，1994年）。
        高建群的海外譯介更是少之又少。主要有2013年，Eric Mu英譯《統萬城》（Tong Wan City，CN Times Books，Inc），除此之外，還有散見于雜志報刊之上的中短篇小說。葉廣芩的海外譯介之路與高建群相仿，僅有數篇中短篇散文或小說被翻譯，如《雨》（Rain— The Story of Hiroshima）
      綜上可得，即使是被認為是陜西當代文學中成就最高的第二代作家，海外譯介情況仍然是不容樂觀的。無論是對作品的翻譯，還是學術研究，都存在很多的進步空間。
     陜西第三代當代作家中，目前在國內影響最大的當屬朱鴻、邢小利和紅柯三位作家。朱鴻關注社會現實，往往從以細微處見真知；邢小利作為陜西當代著名評論家，這兩年尤其致力于對陳忠實、路遙等作家的創作梳理；而紅柯則是把關注點放在對生命、神性、自然意識的書寫之上。其中紅柯的短篇小說已有相關的英譯出現，如2011年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的任慧蓮的《陜西作家短篇小說集》中所譯的《大漠人家》，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胡宗峰所帶領的譯介團隊與羅賓·吉爾班克合譯的《狼嚎》。第四代作家暫不表述。
 

      上述研究表明，陜西當代文學對外傳播狀況整體不容樂觀。因此，如何順利走出國門就成為了當務之急^[5]。

      首先，我們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文化價值觀存在差異，語言文字的差別存在巨大的溝壑。尤其是陜西地方文學要想譯介到國外，在文化習俗文字表述上更是難上加難。國內有很多學者都持有這一觀點。比如李建軍就持有此種觀念。翻譯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的行為，存在相當大的難度，在文化不通，語言不順的背景下，很難實現文化的進一步交流。比如，陜西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情況還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相比較中國當代其他作家，無論是數目還是研究程度，都相差較遠。我們認為，這與陜西地區獨特的文化特質有較為緊密的聯系。日本文化中一直有“物哀”的傳統，含蓄蘊藉，細膩旖旎的文風明顯更符合日本民眾的審美傳統。而陜西作家得天獨厚的農耕文化，使之在文學風格上略顯粗獷質樸。所以這就提醒我們要分析海外讀者的心理，投其所好。如連環畫的形式在法國多受青睞。

      陜西當代文學的影響力還存在很大的進步空間，在全國文學范圍內還存在一些爭議，尤其是近些年隨著第三代，甚至第四代詩人作家的作品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對外翻譯傳播的目的仍然是為了交流，為了使本國本民族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增強中國軟實力，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目前，陜西當代文學的譯介主要集中在法譯、英譯、日譯等，且翻譯并未形成一定的文化場域^[6]。零星化、斷層化是為常態。甚至哪怕已經譯介，但在國外仍然也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受讀者的關注度遠遠不夠。數量少，影響小，這種狀態最為常見。對于中國形象的提升也并未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政治環境和國家政策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文本的海外傳播。如英譯版《白鹿原》遲遲未譯介，就與英國當地出版商的壟斷有著直接的關系。而我國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也使得作品的對外譯介過程產生諸多困難，這在西譯過程中更加明顯。陜西當代文學的向外譯介是有偏差的，在很大方面無法體現出文學的真正價值和內涵。
 

     陜西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是當前陜西文學，也是中國文學較為關注的一個問題。價值觀的差異、陜西當代文學本身的影響力和政治環境、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陜西當代文學的譯介困難較多。因此，對陜西當代文學的譯介和影響的研究任重而道遠。